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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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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04-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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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白癜风医院 http://www.pfzhiliao.com/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 开展十周年。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已达万人, 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多人, 挽救了9万多人的生命。 那些无法用现有医疗手段救治的病人, 最终以另一种方式让生命得到了延续。 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 器官捐献协调员 是这场生命接力的“摆渡人”。 01奔走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 年12月16日13:30, 医院内, 一位56岁的男性患者 被从ICU推入手术室。 因为脑干出血严重, 患者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 家属最终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捐出亲人的器官。 一个小时以后, 患者的肝脏、肾脏被从身体中取出, 随后按照计算机系统的分配, 提供给了不同的受体。 此后,他的生命将在两个未曾谋面的 陌生人身上得到延续。 这是刘源成功协调的第例捐献者。 40岁的刘源, 曾是医院的 一名肝胆外科医生, 现在的身份是医院 器官捐献办公室(OPO)的负责人。 工作六年来, 他已成功协调余例器官捐献, 自己也在做这份工作之初, 就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他说,“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 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有意义。” 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年,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 标志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 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年3月, 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年, 在肝胆外科干了11年的刘源, 放下手术刀, 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时, 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 甚至刘源的父母 一开始都不太能理解他的选择。 家里好不容易培养出 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 为什么不干了? 但刘源知道, 虽然不再做临床医生, 他的这个选择却能让 更多生命得到延续。 器官获取手术 至今,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 当年自己协调第一个捐献者 捐献器官的场景。 那是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15岁男孩。 男孩因为脑胶质瘤 无法治愈导致脑死亡。 面对痛苦的父亲, 刘源不知道该怎样说出“捐献”二字。 “那天孩子的爸爸 和我聊了三个多小时, 听着这位父亲回忆 男孩和家人的感情, 还有考卷上的一个个好成绩。 医院附近的小饭馆 吃了一顿饭, 两个人喝光了一瓶二锅头, 他哭了,我也跟着哭……”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反对。 孩子得这个病没办法, 我们都努力了。” 父亲最终做出决定, 男孩捐出 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 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还让盲人重获光明。 02失败的案例更多 当然, 并不是每一次协调都会这样成功。 “失败的时候更多, 有时甚至在失败的案例上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 但这项工作本身的意义 不能单纯从结果来看。 我们要和所有家属讲清楚 器官捐献这件事, 并尊重他们的选择。”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 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 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 您的权利和义务。 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 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 我们是尊重的。” 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 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 刘源在和家属沟通 但是很多时候, 尚在悲痛中的家属不能理解, 为什么刘源要和自己 提出这样“残忍”的事。 经历打击、濒临崩溃的人 往往很难相信科学的判断, 更有家属会对刘源恶言相向, 挨骂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 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 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 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请进屋。 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 也没能劝服对方。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 在去见家属之前, 刘源内心很不安。 他不知道即将面对的病人家属 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也不知道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时, 全国还没有统一的 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 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 他也怕出现意外情况。 家属坐哪里?自己坐哪里? 门是开着还是关着? 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 怎么逃跑? 这些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 这样万一起冲突,方便跑。” 刘源说。 刘源办公室里心理学、沟通相关的书籍 后来,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 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他常常要翻一翻, 为的就是能更好地去理解和帮助家属。 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 常年备有矿泉水、纸巾等物品, 家属有时会用得到。 刘源说, 每协调成功一次捐献, 他的心情也很复杂, 不会有成功的喜悦, 反而不是滋味。 他说, 这些捐献者有着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的家庭, 每一次捐献背后都会有一段故事。 这些年, 他更加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 让每一位捐献者有尊严地离开, 让家属感到做出决定不后悔, 这是他最大的职责所在。 03生命的价值 刘源有一个书包, 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 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 “随时来电话, 随时有潜在案例, 随时提起包就走。” 刘源在手术前做最后的沟通 这份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 这些年, 他的手机一直是24小时开机, 每天总是电话不断。 曾经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他 也已告别球拍多年, 他笑笑说, “我们这一行很难发展什么爱好。” 他最轻松的时刻, 就是夜里十二点, 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 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奔波辗转的人, 最享受静谧夜里, 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你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 悲欢离合之后, 你就会对你的家庭格外珍惜。” 刘源遇到过的 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 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 刘源不住地流眼泪, “我也有俩儿子, 有了孩子后就觉得, 孩子真的不能出事, 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他越来越体会到, 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 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 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遗憾。”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 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 他更在意的是, 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 这几年,刘源明显感觉到了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尤其是在北京, 像他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 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人们开始接受这个事情了, 尤其是年轻人, 情况比之前好多了。” 11月初, 在医院东侧的 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 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 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 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 他和他的团队, 以及全国各地像他一样的 器官捐献协调员, 正在为填上 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死去,活来。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 生命接力,让爱永存! 向生命的“摆渡人”致敬! 也向器官捐献者致敬! 他们用生命最后的光芒, 驱散了绝望,温暖着人间。 来源:新京报、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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