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成为唯一的互动、交流，当他们宣泄完毕，一切重归平静，又不得不继续照顾病人。
一
父亲是年7月生的病。
那年他在深圳打工，那天下班他和朋友吃完宵夜，大约晚上十点，他突然感到脑袋发沉，手脚无来由地抽搐和颤抖，预感不对劲，医院。
他叫来一个朋友陪他，到医院挂了个急诊。用他后来的话来说，往病床上一躺，接下来的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人已经瘫了一半，喉咙还被划了一口子，放了铁管。
那天晚上凌晨两点多，父亲脑溢血的消息传到老家，几经辗转，终于在那天早上六点多时，传到母亲的手机里。那年我高二，醒来看见母亲坐在厅里，眉间透着浓重的忧愁。母亲的表情我看在眼里，心中升腾起强烈的不安，却又不敢打断。
最后母亲的声音变得很低，“好，等天亮我就过去。”挂完电话后，她对我说：“医院里，脑干出血，我过去看看，你快开学了，就先在家好好待着。”
母亲还没好好消化这个消息，嘱咐了我几句，医院的路。
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整个屋子突然变得冷冰冰的。父亲在生死线上徘徊，而我却出奇地平静，怎么也哭不出来，脑里只有一个疑问，他会死吗？
有关父亲的消息从手机里传来。人在ICU里，脑干出血大约两毫升，陷入深度昏迷，伴有发热发烧，肺部有感染和积痰，呼吸不畅，气管挨了一刀，进行了气切手术。
往后，手机发来的消息让我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医生说他现在情况不好说，目前来看还算比较轻，但醒来后致残偏瘫是一定的，伤在脑干，呼吸、消化、体温什么的都会受影响。
父亲出事的第一个夜晚感觉相当漫长，临近开学，父亲生死未卜，让分隔两地的我们都辗转反侧。
第二天早上我让母亲帮我请了假，随后去往最近的高铁站。三四个小时的车程，等我赶到时天刚刚黑。医院ICU的家属休息室，里面坐满了人，有自家的，有别家的，表情无一例外都苦着脸。
从老家赶来的小医院，大家坐在休息室里，神色凝重。不知哪位探视家属的花束，正静静地放在地上，花开得灿烂芬芳，却丝毫没有舒缓紧张沉重的气氛。
母亲的眼早已哭肿，只一个劲地抱着我，寻求点心理安慰，嘴里喃喃地说着：“以后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从未想过父亲有天会躺在ICU里，这样的事太过突然，生活像是遭到一记闷锤般的重击，伴随而来的是一切未知的风险。
没有电视剧里该有的嚎啕大哭，我只是麻木地被母亲抱着。心里想的是真的残废了怎么办？家里有钱治吗？他会不会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二
父亲是在别的市里出的事，为了方便探视，医院的一点多公里的地方租了个小公寓。后面的时间里，我们医院之间。
探视时间在第二天凌晨六点。每个进去探视的人，出来后的表情都好不到哪去。父亲依旧深度昏迷，半夜再次发起高烧，塞了几个冰袋，凌晨四五点才算降下点。
我们进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发着烧，眼睛半睁开，眼神是涣散的，无意识的。他人胖，病床快被他占满，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堪堪遮住肉。身上还插着鼻饲、尿管等数不清的管子，胸口还贴着电极片，露出的脸和脚黑黑的，常年跑工地的结果，整个人看起来很狼狈。
探视期间医生大致说了他的情况，最关键的是这两天能不能醒过来，能的话活下来的可能性就大，但毕竟伤在脑干，如果醒了，情况稳定了，家属要做好后面长期护理的准备。
眼下父亲的处境分为两种，要么死，要么残。前者惨的是他，后者惨的是我们。
我原以为亲人出事，一定是拼尽全力去把人救下来，砸锅卖铁也要救。但叔叔和姑姑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开始思考放弃这一选项，听完医生的描述，叔叔最后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就放弃吧。”
走廊里传出母亲和姐姐的争执，我从休息室里听到，两个人快要吵起来。
我在争吵中得知，姐姐在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