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权是宝贵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则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就连王位也不能与之相比，更别提什么高官厚禄，人世私利了。既然生命权如此重要，那么当人的生命权受到外界的侵害时，我们又该如何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生命的基本权益呢？
案例：年10月16日，安徽某包装厂的男子胡某在下班回到家后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后因脑干出血、心脏停搏，经医治无效死亡。
根据调查，年仅41岁的男子胡某是在年进入这家工厂的，他在生产部门任职操作工岗位，并实行按照工时计算薪资的工作制度。除了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外，该工厂还经常性地强迫员工加班，甚至不允许员工请假。
而胡某加班最长时间为8小时，最短2.25小时，每月累计加班大部分时候都会超过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自胡某进入这家工厂时起，他就一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正是因为过度的劳累，才导致他身体突发不适，并最终猝死。
在胡某生前，他曾多次向生产部门的主管请假，希望对方能给予自己休息的时间，但部门主管对此置若罔闻，不予胡某批假。这样一来，即便胡某是处于已经精疲力竭的状态下，他也不得不继续工作，直到耗尽最后一丝体力。
胡某去世后，其家人将该工厂告上了法庭，要求工厂给予应有的赔偿。法院在经过综合考虑后，判定该工厂对胡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
法律延伸：一、该工厂是否侵犯了胡某的生命权？
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非法侵害，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民法通则》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或得到保护以免遭伤害和杀害的权利，取得维持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健康保护的物质必需的权利。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
在本案中，胡某因长期不合理的加班而导致身体过度消耗，进而引发猝死。其死因与加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必然，也就是说过度的加班与胡某之死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并非必然，这其中还包括了胡某个人的身体素质以及其所处的环境等多种因素。
过度加班可能是导致胡某猝死的间接原因，但它不等于胡某猝死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猝死与加班这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说该工厂的确侵犯了胡某的健康权与身体权，但其并未侵犯胡某的生命权。
二、胡某猝死是否属于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以下7种情形应当认定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此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以下3种情形可以视同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职工原在*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在本案中，胡某的死因为“猝死”，而“猝死”则大都具备意外突发因素，其发生在人身上的概率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且完全精准的固定界限，因此猝死并不等同于第一条与第二条中的“受到事故性伤害”，也不等同于暴力或者职业病。
再加上胡某猝死的地点是在家中，既不属于在工作场所内死亡，也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内死亡，所以满足不了工伤认定的条件，不能算作工伤。
三、法院判处公司担责20%是否合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在本案中，胡某猝死的地点并不在工作岗位上，其猝死的直接原因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度加班，而过度加班只是导致胡某猝死的因素之一，但事实上，胡某的猝死还包括他个人的身体素质、关于时间的安排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因此，在无法将胡某的“猝死”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下，法院判决公司担责20%的赔偿费用完全是合理的。